窦尔翔：国家社会经济运行“二生三”再回顾

　　摘要

　　人类社会经济运行体系，曾经由一元自由混战，到外包政治，诞生了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生二”。但二元社会经济运行模型存在难以调和的跳转式失灵弊端，社会经济运行演化出能调和跳转的三元机制，于是各国社会经济的运行长期存在二元架构与三元架构两大思想脉络、理论模型及治理实践。二元范式以“政府—市场”为核心对立主体，贯穿西方主流经济学、近现代多国经济政策；三元范式则在中外古典哲学、传统治理体系中早已萌芽，以独立中间层为第三极，调和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本文梳理古今中外哲学思想、经济理论、国家政策中二元、三元范式的演变，剖析不同范式落地后的治理困境，阐释传统社会各类“中间机制”的形态与功能，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供销合作社这一典型近现代中间层政策实践样本，总结传统三元机制的运行得失，最终结合三公萃赋（TRIF）理论，论证数字时代“政府—市场—公共平台”现代三元机制的核心价值、运行逻辑与现实解困路径，阐明三元架构成为当下经济社会有序运行必然选择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二元治理；三元治理；范式演进；中间层机制；供销合作社；三公萃赋（TRIF）理论

　　一、概念界定：二元范式与三元范式的核心内涵

　　（一）二元范式

　　核心主体为政府与市场两大维度，二者形成博弈、制衡、互补或对立关系，不存在独立于两者之外的常态化中间主体。治理逻辑围绕“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展开，政策选择偏向自由放任或行政干预两端。

　　（二）三元范式

　　在政府、市场之外，形成独立中间层作为第三极。该中间层承担规则构建、要素协调、信用背书、秩序维护等功能，并非政府附属，也不隶属于市场，起到“负阴抱阳、调和共生”的作用。古代中间层表现为礼制、市制、官仓、行会、宗族等形态；近现代中国形成了供销合作社等制度化、全国性的官方培育型中间治理载体；当代则升级为规范化、数智化的公共平台。

　　二、古今中外：二元、三元范式的思想溯源（文化与哲学层面）

　　（一）西方思想：以二元思维为主流，三元为后发补充

　　1. 古典哲学：二元对立思维根基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起便形成鲜明二元观，如柏拉图“理念世界—现实世界”、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将事物拆解为两大对立范畴，深刻影响后世社会认知。映射到社会治理中，天然倾向于划分“公权力（政府）”与“私领域（市场）”两大板块，为经济二元架构奠定哲学基础。

　　2. 近现代哲学：二元思维固化

　　启蒙运动以来，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聚焦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制衡，核心探讨公权边界与私权自由，始终以两极对立为核心，未提出独立中间主体的哲学构想。

　　3. 西方三元哲学与思想萌芽

　　近代黑格尔辩证法提出“正题—反题—合题”三段论，两极矛盾最终通过“合题”实现统一，此为西方最早具备三元逻辑的哲学范式。20世纪后，市民社会理论兴起，将社会划分为国家、市场、市民社会三元结构，正式在哲学与社会认知层面确立第三极，打破纯粹二元思维。

　　（二）中国传统思想：显性二元表达，内核三元思维

　　1. 太极阴阳哲学：典型的隐性三元体系

　　《道德经》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表层呈现阴、阳二元对应，对应治理领域的政府（阴，秩序、管控）、市场（阳，活力、流通）；而“冲气”是联结、调和阴阳的第三元，是二者共生共存的核心力量。

　　《周易》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两仪为阴阳（二元表象），三才为天地人（三元本体）。对应经济治理：天为政府、地为市场、人为中间协调体系，是中国传统三元思维的本源。

　　2. 儒家、法家治理思想：二元外壳，中间机制为内核

　　儒法两家表面讨论“君（官府）—民（工商、百姓）”二元关系，但均重视礼制、乡约、行会、宗法等中间载体。礼制划定交易规则、宗法维系民间秩序、行会约束工商业行为，这类组织并非官府，也非纯粹市场主体，是天然的治理中间层，构成古典三元架构。这一治理思维一脉相承，也成为新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设计的重要本土思想渊源。

　　三、经济理论演进：二元、三元模型的发展与分化

　　（一）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全程主导“政府—市场”二元模型

　　1. 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二元论

　　《国富论》构建经典二元框架：市场（看不见的手）主导资源配置，政府仅扮演“守夜人”角色，负责国防、司法、基础公共事务，严格限制行政干预。理论核心是两极分工，无独立中间层设计，是古典自由主义二元范式的标杆。

　　2. 凯恩斯主义：干预型二元论

　　大萧条颠覆自由放任理念，凯恩斯主张政府主动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干预市场。理论依旧维持“政府—市场”二元主体，只是调整两极力量配比，强化政府权重，并未增设第三元，本质仍是二元模型。

　　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元框架+中介萌芽

　　马克思以经济基础（市场、生产流通）—上层建筑（国家、政府）为核心二元结构。其理论强调社会分工、商品流通、共同体协作，意识到流通领域、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但并未将中介独立为第三元，整体归属于二元体系范畴。新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设，正是对这一中介萌芽理论的本土化实践落地，将流通中介、社会协作功能制度化、体系化。

　　4. 现代西方三元经济理论（补充流派）

　　20世纪中后期，学界逐步突破二元局限：

　　非营利组织理论：划分政府部门、营利市场部门、非营利中间部门三大板块；

　　新制度经济学（诺思）：将制度体系视作连接政府与市场的中间纽带，制度成为功能性第三极；

　　市民社会经济学：国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三元协同，正式形成现代西方经济三元模型。

　　（二）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原生三元治理模型（中间机制常态化）

　　中国古代经济理论从未陷入纯粹二元对立，始终依托各类中间机制运行，形成形态丰富的古典三元体系。这一持续千年的中间治理传统，为近现代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设、功能定位提供了成熟的治理逻辑借鉴：

　　1. 《周礼》市制理论

　　确立官府（监管）—市集（市场）—市官/礼制规则（中间平台）三元架构。官府划定市集范围，设置专职官吏管理交易、统一度量衡、规范交易秩序，规则与市官体系作为中间层，隔离公权与私商，保障市场运转。

　　2. 《管子》轻重理论

　　以国家调控（政府）—商品交易（市场）—货币、常平仓（调节中间层）为核心三元模型。政府依托货币杠杆、粮食储备仓廪平抑物价、调控供需，仓廪与货币体系是独立的调节平台，实现“以中调两端”。供销合作社的物资储备、城乡流通调节、惠农供需匹配职能，正是对常平仓、轻重调节传统的现代延续。

　　3. 《盐铁论》与历代工商治理

　　围绕官营、私营、市场规则展开辩论，行业行会、市场规约、均输平准体系成为贯穿始终的中间层。官府制定顶层政策，商户开展经营活动，行会承接行业自律、纠纷调解、标准制定等职能，形成稳定的三元运行模式。

　　4. 明清乡商体系

　　宗族、商会、会馆成为民间核心中间层，衔接地方官府与民间商贸，维系区域市场秩序，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三元治理形态。

　　四、各国治理实践：二元、三元范式的政策落地与运行困境

　　（一）纯二元政策实践及共性困境

　　二元范式分为市场主导型二元、政府主导型二元两类，两种模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反复实践，均暴露出难以根治的结构性困境。

　　1. 市场主导型二元（自由放任模式）

　　代表国家/阶段：工业革命时期英国、20世纪80年代部分西方国家。

　　政策特征：最大限度缩减政府权力，市场自由竞争，弱化监管，取消各类中间协调机制。

　　核心困境

　　市场无序扩张，垄断滋生，贫富分化加剧；

　　公共领域失灵，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教育、医疗、基础保障）；

　　经济周期性危机频发，投机泛滥，抗风险能力弱；

　　缺乏缓冲地带，市场风险直接传导至社会，引发阶层对立。

　　2. 政府主导型二元（全面管控模式）

　　代表国家/阶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部分集权管控型经济体。

　　政策特征：政府全面掌控生产、流通、分配，压缩市场自主空间，取缔民间中间组织。

　　核心困境

　　市场活力被压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供需错配；

　　行政链条冗长，决策脱离实际，监管僵化；

　　公权力直接介入微观交易，易滋生权力寻租；

　　两极直接碰撞，矛盾集中于政府，治理压力巨大。

　　二元范式总症结：两大主体直接博弈，缺少缓冲、调和、纠错的中间载体。要么一放就乱，要么一管就死，在“放权”与“收权”之间反复摇摆，无法实现长期稳态运行。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为破解计划经济二元管控的僵化困境、弥补城乡流通与基层服务空白，正式构建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体系，以制度化中间层调和政府管控与基层市场、民众需求的矛盾。

　　（二）古今三元政策实践：中间层的多样形态与实践得失

　　三元范式的核心是中间层，古今中外的中间层形态各不相同，并非现代数字化平台，但功能高度趋同，同时也存在时代性短板。其中，新中国供销合作社是区别于古代自发中间组织、西方社会中介的**国家级制度化中间层实践**，是我国近现代三元治理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样本。

　　1. 古代传统中间层（前现代三元机制）

　　官方型中间层：周礼市官、汉代平准官、历代常平仓、漕运管理体系。优势：官方背书，执行力强，能快速稳定市场；短板：依附于行政体系，易官僚化、腐败，灵活性不足。

　　民间型中间层：行会、商会、宗族、乡约。优势：贴近市场，自律性强，交易成本低；短板：地域、行业壁垒严重，容易形成地方势力、行业垄断，缺乏统一规范。

　　2. 近现代西方中间层（社会型三元机制）

　　代表：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社会中介机构。

　　政策实践：政府负责立法监管，市场主体自由经营，行业协会制定行规、自律管理、协调纠纷。

　　困境：中间层易被资本绑架，沦为大企业利益代言人，丧失公共属性；不同中介机构标准不一，全国协同性差。

　　3. 近现代中国中间层（供销合作社核心实践）

　　相较于古代零散、碎片化的中间机制与西方市场化中介组织，新中国供销合作社构建了“全国统一、层级完整、兼具公益与市场属性的制度化中间层体系”，是我国近现代三元治理范式的核心政策实践。其核心定位为独立于政府行政体系与纯粹市场主体之外的中介组织，承接调和政府、市场、基层民众的核心功能，形成“政府政策调控—供销社中介衔接—城乡市场运行”的本土化三元运行模式。

　　实践优势：一是统筹性强，打破古代行会、宗族的地域壁垒，构建覆盖全国城乡的服务网络，实现全国统一的中间协调治理；二是属性中立，兼具政策传导的公益性与市场流通的经营性，既承接政府惠农、市场调控、物资保障等公共职能，又衔接亿万农户、小微市场主体的经营需求，有效弥补二元治理的衔接断层；三是稳定性高，作为国家制度化培育的中间载体，区别于民间中介的松散性、不稳定性，可长期承担基层市场秩序维护、要素匹配、纠纷协调工作。

　　时代困境：受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传统运营模式制约，这一近现代三元中间机制同样存在传统中间层的共性短板。一是行政依附性较强，长期作为政府政策执行载体，独立治理属性不足，易出现官僚化、服务僵化问题；二是市场化、数字化程度不足，传统线下运营模式难以适配规模化、多元化的现代市场需求；三是权责边界模煳，公益服务与市场经营职能交叉，既存在公共服务缺位，也存在市场化竞争不充分的问题，无法完全适配现代三元治理的独立、高效、公正要求，这也印证了传统三元机制迭代升级的必要性。但数智化的到来为唤醒这一模式提供了时代技术支撑。

　　传统三元机制共性短板：传统中间层（行会、协会、官仓、供销合作社等）受地域、技术、组织形态限制，覆盖面有限、透明度不足、公信力参差不齐、统筹能力弱，无法适配规模化、全球化、数字化的现代经济。

　　五、三公萃赋（TRIF）理论：当代三元架构的创新解法

　　结合古今二元、三元范式的经验与困境，以及新中国供销合作社等近现代三元中间实践的得失总结，三公萃赋（TRIF）理论立足数字经济时代，重构“政府—市场—公共平台”现代三元治理体系，破解传统范式的固有难题。

　　（一）理论核心架构

　　确立三大独立主体，权责清晰、分层监管、协同运行：

　　1. 第一极：政府（监管层）

　　定位为顶层规则制定者、最终监管者。核心权责：划定整体法治框架、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监管公共平台，不直接干预微观市场交易，避免行政越位。

　　2. 第二极：市场（运行层）

　　定位为价值创造、要素流通的主体。企业、商户、劳动者等市场主体依法开展经营、竞争、创新活动，依托平台完成交易与协作，释放经济活力。

　　3. 第三极：公共平台（中间协调层，核心创新）

　　平台以公开、公平、公正（三公）为核心准则，是区别于传统行会、协会、供销合作社等传统中间层的现代化、数智化中间载体。核心功能：整合市场要素、统一交易规则、留存交易数据、开展行业自律、调解市场纠纷、实现资源高效匹配。

　　平台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不偏向资本、不依附行政，成为二者之间的“缓冲带、连接器、秩序器”。

　　（二）理论对历史困境的针对性解决

　　1. 破解二元“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难题

　　平台作为中间层承接微观秩序管理，政府无需直接管控市场，市场也不会脱离规则无序发展，实现“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要素”的分层治理，彻底解决二元治理两极直连的循环困境，同时弥补供销合作社等传统中间层行政依附性强、分层治理不足的缺陷。

　　2. 弥补传统中间层的缺陷

　　传统行会、协会存在壁垒、腐败、偏袒资本等问题，供销合作社存在运营僵化、数字化不足、权责交叉等短板；现代数智化平台依托技术实现全程留痕、信息公开，以“三公”准则约束自身行为，提升公信力与全域统筹能力，完成传统中间层的现代化升级。

　　3. 化解权力寻租与资本垄断风险

　　政府不触碰微观交易，减少权力介入空间；平台统一规则、透明运行，遏制市场垄断与暗箱操作；三元相互制衡，形成闭环约束，破解传统供销社模式中行政干预与市场边界模煳引发的治理乱象。

　　（三）三元机制当下不可或缺的核心原因

　　1. 数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数字时代要素流动、交易行为高度线上化、规模化，海量市场要素无法依靠政府单一管控，也不能完全放任市场。数智平台成为承载海量交易、统筹数字要素的唯一载体，三元架构是数字经济的适配形态，解决了供销合作社传统线下模式适配性不足的问题。

　　2. 全球化与复杂分工的必然选择

　　现代产业链、供应链跨区域、跨行业交织，需要统一、中立的中间平台衔接各方，传统二元架构、零散的民间中间层以及供销合作社传统实体服务模式，已无力支撑复杂分工体系。

　　3. 社会治理稳态的现实需求

　　二元体系下风险双向直传：市场危机直接冲击政府公信力，行政失误直接压制市场活力。三元架构中，平台承接大部分风险与矛盾，形成缓冲空间，保障经济与社会长期稳定，延续并优化了供销合作社的风险缓冲、矛盾调和核心价值。

　　4. 传承中华传统三元智慧的现代转化

　　从太极“负阴抱阳、冲气为和”，到古代市制、轻重之术的三元治理，再到近现代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化中间实践，中华数千年的中间协调智慧，在当代通过“三公平台”完成现代化升级，实现传统治理思想与本土实践经验的创造性转化。

　　六、总结

　　1. 范式演进脉络

　　人类治理思想与实践分为两大主线：西方以二元（政府—市场）为主流，经历自由放任、行政干预的反复摇摆；中国自古秉持隐性三元思维，依托礼制、官仓、行会等各类中间层构建治理体系，近现代进一步通过供销合作社完成中间层的制度化、全国化实践，形成了完整的本土三元治理实践谱系。近现代西方逐步引入市民社会、非营利组织等中间层，走向三元；传统各类中间层则受时代局限，存在诸多短板。

　　2. 范式核心困境

　　纯二元架构因缺少缓冲机制，始终无法摆脱“管控—放松”的循环；传统三元的各类中间层（古代行会官仓、近现代供销合作社、西方中介组织）形态老旧、公信力不足、统筹能力有限，且存在行政依附、市场化适配不足等问题，难以适配现代社会。

　　3. 当代价值定位

　　三公萃赋（TRIF）理论打造的“政府—市场—三公公共平台”现代三元机制，继承古今三元治理智慧、吸纳供销合作社等本土近现代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数字技术重构中间层，既释放市场活力，又守住秩序底线，同时规范公权力运行。在当下数字经济、全域分工、复杂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三元机制不再是可选模式，而是保障经济商简有序、持续繁荣的必选架构，也是破解古今治理难题的核心路径。

 

　　作者提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